邹绍孟将军(右)与家人留影。（受访者供图）

邹绍孟将军的最后一封家书。

　　10月28日，川军后人王剑锋坐在房中，细细翻看一份份记有人名、地名的表单。表单顶上的“川军抗战阵亡将士名录”字样，十分醒目。手中的一叠资料上，字里行间，记录着刚找到不久的一批阵亡将士名单。

　　1937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300多万川军男儿奔赴抗战前线，最终有多达26万人永远埋在了异地，部分阵亡战士甚至连名字都未留下。

　　“后人有责任铭记他们。”在这个信念驱使下，王剑锋等川军后人，组队奔赴山西、云南以及四川多地，搜集为国捐躯的川军将士名单，挖掘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以此告慰英灵，并供后人瞻仰、缅怀。

　　寻找

　　川军后人组队寻抗日阵亡者名单

　　“我们经常通话，或者在微信里沟通。”10月28日，巴蜀抗战史研究院专家何允中说，为了搜集抗战期间川军阵亡将士的名单，不少川军后人，“年龄都在70岁以上，组织起来一同寻找。”

　　何允中说，今年4月，当年川军的后代，相互聚在一起聊天时，提出了搜集阵亡将士名单的想法，“一提出来，大伙儿当即就同意了。”

　　作为川军历史研究专家，何允中说，当年为国抗战，有300多万川军前仆后继，到过上海、江西、湖南、云南等地，参加对日作战，“有26万川人阵亡在战场。作为川军后人，我们觉得有责任让这些英雄留名青史。”

　　此后，这些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分成7个小组前往全国多地，走访40多个县，搜集、寻找阵亡将士名单。

　　何允中说，搜集名单犹如大海捞针，途中常遇到困难，甚至有人还遭遇意外、患上重病，“但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至今已达半年。”

　　经历

　　云南寻踪患病被迫回家

　　70岁的王剑锋，便是这批寻找者之一。

　　“我父亲曾是川军47军的一员。”王剑锋说，自己从小就对川军有特殊感情，“得到消息后，便立马报了名。”

　　王剑锋说，自己早些年便在有意无意地做着搜集抗战阵亡将士名单的工作，现在正式开始搜集。他曾去过山西东阳关等当年抗日战场，寻找川军作战的痕迹，搜集了不少感人的故事。

　　今年5月开始，他到广汉、德阳等地寻访，“幸运的是，我在广汉便搜集了100多个名单，还都有抗日阵亡通知书证明的。”

　　但也有遗憾的时候，此前他前往当年征兵量较大的安岳寻找，然而他找遍各地，却没能找到普通阵亡战士的名单，“有的大多是高级军官的，且都是大伙儿熟悉的。”

　　当他得知云南有消息时，又立马轻装出发。那时，恰逢到了云南的雨季。为了寻找烈士名单，他常顶着大雨出门，有时又是太阳暴晒，“后来就病倒了，身上长了很多疱疹。”王剑锋不得不暂时回家。

　　故事

　　千里辗转 家书最后变遗书

　　“在寻找川军阵亡将士的过程中，邹汝祥的名字不得不提。”何允中说，几年前，他在研究川军抗战历史时，结识了同为川军后人的邹汝祥，“他的父亲邹绍孟，是川军41军124师参谋长，与我父亲曾在同一个部队。”

　　1938年3月10日，滕县保卫战打响。接到指令后，邹绍孟带兵阻击日寇，为台儿庄战役争取时间。然而，3月17日滕县城破，邹绍孟与师长王铭章、参谋长赵渭滨一同壮烈殉国。

　　就在此前几天，邹绍孟曾给大儿子写去一封家书，勉励儿子认真读书，报效祖国。几经辗转，家书抵达成都的同时，他阵亡的消息也传到家中，一封家书变成了最后的遗书。

　　后来，邹汝祥率先开始搜集阵亡将士名单，尤其是他父亲那一支部队的战士，“他们不应该碌碌无名，应该被人知道和尊敬。”

　　“几年前，他便搜集了2000多个阵亡将士的名单。”邹汝祥之子邹维说，这里面不光有将领的，还有很多普通战士，“后来父亲邹汝祥出意外离世，但留下了这些珍贵的资料。”

　　坚持

　　“只要活着，就一直搜集下去”

　　“我们的搜集工作，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负责此次搜集工作的严裕寿说，面对26万的庞大阵亡人数，他们能搜集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工作还得继续下去，不然连这冰山一角都无法公之于世。”

　　严裕寿坦言，他们这批人能鉴定的，几乎都是有阵亡通知书的，“很多抗战将士阵亡时，部队都会下发阵亡通知书到其居住地，一些人还会有一定抚恤金。”

　　通过走村串乡的方式，凭阵亡通知书确认阵亡将士名单。“这无异于是大海捞针。”严裕寿感叹，在那个年代，有很多战士甚至连名字都未上报，便在前线阵亡了，“我们称他们为无名英雄，只要我们还活着，便会一直继续，因为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华西都市报 记者 杨力 实习生 李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