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一刻起的26年里，电工胡其俊便正式成为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手。既没有乐队，也没有掌声，26年里，每当有节假日、盛会和庆典，他都会独自一人用略有些机械的动作扳动开关，在这个国家的心脏升起国旗以示庆祝。也有时候，他还要降下同一面国旗，为突如其来的哀悼渲染悲伤。

　　作者 | 张伟

　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走向天安门广场 赵世贤摄

　　第一次把国旗升到旗杆顶上时，胡其俊觉得全中国都能看见它。这种感觉并不突兀，因为在那天，新生的政权正度过它第二个生日，胡其俊一定像它的所有拥护者一样，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感到欢欣鼓舞。不过，那一天对这个22岁的普通电工来说，还意味着更多。

　　他“又高兴又害怕”地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下，花了两分钟时间升起了一面国旗。这面旗不但宣告1951年国庆节正式到来，也宣告一个普通人个体生命荣耀的开始。

　　时隔59年回顾胡其俊主持并完成的那场仪式，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寒酸。要知道，在当时现场既没有嘹亮的音乐，也没有整齐壮观的仪仗队，甚至也没有人围观，更不会有人来合唱国歌。对那些近期曾在天安门广场体验升旗盛况的人来说，1951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是很难想像的。当胡其俊扳动旗杆上的开关，看着国旗缓缓滑到旗杆顶端时，太阳已经快要升起来了，广场上十分冷清。

　　从那一刻起的26年里，电工胡其俊便正式成为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手。既没有乐队，也没有掌声，26年里，每当有节假日、盛会和庆典，他都会独自一人用略有些机械的动作扳动开关，在这个国家的心脏升起国旗以示庆祝。也有时候，他还要降下同一面国旗，为突如其来的哀悼渲染悲伤。

　　每当做完这一切后，胡其俊会骑上自行车，穿过大街和胡同，回到家里，或者是回到他那日复一日的本职工作中。他仍然是那个普通的北京电力局工人，领着普通的工资，住着普通的平房宿舍，只在重要的场合才舍得穿上自己的呢子料中山装。他甚至连一块手表都买不起。

　　当他升旗的生涯在1977年结束后，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切。时代在变迁，许多人开始不远千里地来到天安门广场，只为亲睹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今天，人们见惯了阵容庞大的仪仗队，也习惯了国旗升起时相伴的国歌声。以至于胡其俊和他那些冷冷清清的升旗仪式，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及。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忘了他。比如，一个叫邢华琪的军人在自己的文章和书里，反复讲述着胡其俊的故事。哪怕在胡其俊已经去世3年以后，他仍然坚持认为：如果胡其俊一个人的升旗仪式一直保留到今天，“那将是世界上最动人的升旗仪式”。

　　升旗

　　1951年10月1日那天凌晨，当胡其俊第一次走向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旗杆时，广场上的警卫因为从没见过他，好说歹说，就是不让他靠近。

　　头一天晚上，北京电力局政治供电科这个新考进来的年轻人，突然接到领导的任务：从明天开始，由他担任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手。

　　当时，对这面镶嵌着五颗金色星星的国旗，人们远没有今天这样熟悉。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除了一些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并不升国旗，只有当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国内重要会议、重大外事活动或国家治丧的时侯，才会升起或降下国旗。

　　不只是国旗，一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曾经回忆说：旗不是随便升的，而是由上面通知，那时候，甚至连广场上的建筑“它们什么时候挂彩旗和亮灯，也都是由上面通知的”。

　　由于升旗的系统是由电力控制，升旗这个差使理所当然地被交给了懂电的人。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下开关，国旗就升起来，那个开关就是由胡其俊所在的北京电力局设计的。因此，此后升旗的任务就由北京电力局负责。在胡其俊之前，他的同事陈鸿年也曾经担任过升旗手。

　　▎退休后的胡其俊在天安门广场 赵世贤摄

　　如今，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是胡其俊当选。他的家属们后来猜测，也许是因为他成分很好，人也上进。总之，作为无数枚螺丝钉中的一枚，胡其俊被拧在了这根旗杆下。他在一篇文章里仔细地记下了第一次升旗的紧张感。 第一次从天安门管理委员会领回国旗后，他“心里开始七上八下，高兴、害怕，都涌在心里头，一整个晚上脑子里一遍遍地过升旗的程序”。

　　尽管胡其俊心里充满紧张和神圣感，他第一次升旗的经历实在称不上庄严。当时，因为激动而一夜没合眼的胡其俊必须把国旗放下，手脚并用，才能费力地翻过旗杆周围一米多高的汉白玉围栏，进入升旗台。随后，他必须蹬着底座边上的配电器箱盖，爬上两米高的基座，然后小心地挑好站立点，稳住身子，再用铁丝把国旗的旗杆一点点捆扎在升旗杆上，这才能跳下来，喘口气。

　　等东方透出亮光，他把国旗升上去，还要再花费同样的力气翻出围栏，跑到远处去看看国旗的高度是不是合适。看完不放心，还要再爬上天安门城楼，去打量一下自己的成就。

　　不过，尽管有些费劲，据胡其俊事后回忆，完成这一切以后，他觉得“比喝了二锅头还带劲儿”。

　　从此，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胡其俊负责起天安门广场上那面标志性国旗的升降。他在这根旗杆底下爬进爬出，爬了26个春秋。那时候，升旗没有固定的时间。胡其俊甚至连手表都没有，他只能通过清晨的鱼肚白或者傍晚的晚霞来确定大概的时间，遇上雨雪天气，就只能凭感觉。那时候，升旗的现场也并没有那么庄严，有几次，碰上开关恰好坏掉，胡其俊只能用尽全身力气，把国旗用手拉到竿顶。要是碰上有行人凑巧来到周围，胡其俊还得一边升旗，一边回答他们好奇的询问。其中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毛主席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怎么能把国旗升那么高？

　　因为时间过得太久，又缺少见证者，关于胡其俊升旗的很多细节已经很难追溯了。自从2007年胡其俊去世后，他那些由国旗映衬的故事细节也一并被带走了。

　　人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年轻电工，骑着他那辆绿色飞鸽牌平把自行车，一次次穿行在天安门广场和右安门宿舍之间的过程中，他所服务的这个国家发生了很多事情。 随着他一次次把那面红色绸缎做成的国旗升起和降下，天安门广场上逐渐建起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此同时，他和所有人一起迎来一次次大会、庆典，或者悼念，感受着政治风云的变化。

　　有些事和他切身相关。比如，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进行之前，他会事先得到通知，早早地把那面国旗升起来，和领袖一起接受万人敬仰。

　　▎万众瞩目的天安门升旗

　　有些事情和这个小人物并没有太大关系。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胡其俊得到通知，要为斯大林降半旗——这是新政权第一次为一个人降半旗。胡其俊并不知道到底该怎样执行：是降到旗杆高度的一半，还是三分之一？是直接升到半旗，还是先升到竿顶，再降下来？

　　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来学习这些，但胡其俊凭自己的感觉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先把国旗升到杆顶，然后降下来，约摸停在第二节旗杆的中间位置，就固定了下来。此后，他还特意跑远了，看看旗子的高度，觉得满意了才离开。

　　这个独自琢磨出来的降半旗标准后来成了惯例，并被写进了国旗法。20多年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辞世，胡其俊一次又一次地在天安门广场降下半旗。他儿子已经记不起，当时胡其俊有没有痛哭流涕，“时间太久了”。

　　这已经是1976年。那个当时满怀激情的年轻人如今已到中年，他那辆自行车后来给了儿子，他的单位也逐渐配上了三轮摩托车和北京吉普。那个当年初生并且朝气蓬勃的政权也经历了诸多风雨，正在迎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的到来。

　　胡其俊

　　回想起来，就连胡其俊的儿子胡克军也很难说清楚，升旗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的生活。由于一年中需要升旗的次数并不太多，更多时间里，胡其俊像所有普通工人一样，在自己电工岗位上工作。

　　尽管升旗的经历以后被看得十分光荣，当年，胡其俊并没有因为这个任务捞到太多好处。直到很多年以后，他凭借自己的工作资历升为副科长。除了升旗之外，这名电力局政治供电科的员工，还要负责天安门和中南海地区的“电保”。每当有重大活动，他经常要带着保密任务，到各个会场去保障电力供应，有时候离家一个月，也不能和家人联系。

　　也有时候，他会负责驾驶天安门城楼上的小电梯。他曾经在这个电梯里碰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不过，这个把保密要求挂在口头上的山东男人，通常把这些回忆都藏在心里。

　　同事们回忆，胡其俊人比较开朗，喜欢开玩笑。但胡克军回忆，一旦回到家里，父亲几乎从不谈起自己的工作，有时候别人问起来，他也非常严肃，拒绝回答。以至于有几次，他的妻子为此懊恼地埋怨他。也许是受这影响，关于国旗的故事，并没有多少通过胡其俊的口传下来。

　　胡其俊家人与国旗有关的一个记忆是，每到要升旗的那一天，胡其俊怕自己起得太晚，会叮嘱妻子一定喊他起床。

　　因为经常在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胡其俊不时会拿回一些他在天安门上拍下的照片。不过，他当了26年升旗手，却从来没有一张照片上留下过他升旗的场景。当时，这个升旗手也并不受人关注，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篇关于他的报道。

　　对胡其俊来说，这荣耀无比的升旗工作，更像是他日常职责中寻常的一部分。升旗并不轻松，根据专门研究国旗的专家估算，整面国旗与旗杆加起来，足足能有15公斤重，如果碰上下雨天，旗子被雨打湿，再重上一倍也不止。加上天安门广场风大，升旗变得十分辛苦， 胡其俊曾不止一次向别人回忆，因为国旗容易兜住风，他经常被从基座上连人带旗吹下来。而碰上下雪天就更麻烦，因为旗杆的基座上太滑，很难站住脚。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胡其俊还能记起，1956年10月的一天，他在大雨中升起国旗的情景，过了很多年后仍然忘不掉那时候多么费力。

　　出于安全考虑，大多数时间里，降下的国旗会收藏在当时的天安门管理处办公室。不过，也有些时候，因为第二天要起早升旗，胡其俊会在升旗的前一天，把国旗用布包好，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骑个半小时赶回右安门附近的家里。

　　据说，当往自行车后座上捆国旗的时候，他总会嫌这旗子捆得不够牢。而一进门，他则会把国旗叠得整整齐齐，藏在家里最安全的地方——衣柜里。

　　起码在那26年里，通过胡其俊的手，这面象征着国家的旗帜时常在一户普通人家的衣柜和最受瞩目的广场上空来回切换，没有让人觉得有什么不妥当。

　　▎ 国旗覆盖着胡其俊的遗体 中国国旗网供图变迁

　　1977年5月1日劳动节，48岁的北京电力局职工胡其俊像往常一样，又一次把国旗升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空。

　　不过这一天，胡其俊显得比以往要正式。他特意换上了一身涤卡衣服。傍晚，当他降下旗，把它送回天安门管理处的办公室，然后骑着自行车消失在长安街的人流里时，属于他的一个时代也结束了。

　　或者说，由一个人升国旗的时代结束了。从这天开始，北京卫戍区接手升旗的工作，国旗班代替了胡其俊，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从此告别了“业余”时代。据人们后来形容，当胡其俊离开时，他自行车后座上一直用来绑国旗的绳子，“空空地散落在一旁”。

　　国旗班每次升旗先是有两个人，后来又增加到3个。他们穿着军装、手持国旗走出天安门时，比胡其俊要正式得多。不过，起初，当他们走到长安街上时，遇上红灯，总要为长安街上的自行车和汽车让道。并且，他们和当年的胡其俊一样，每次都要翻过护栏，才能进入升旗台。

　　后来，1991年，当国旗护卫队代替了国旗班负责升旗时，旗台进行了改造，已经不需要翻越护栏才能进入了。胡其俊用过的22米高的旗杆，如今变成32.6米高，升旗的人数也从3个，变成了36个。

　　国旗研究专家、原总政办公厅编研室主任邢华琪曾经花费很长时间，追寻与胡其俊升旗相关的那段历史。他觉得，在胡其俊那个年代，升旗是一件朴素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天安门和国旗，在人们心里还没有那么重要的象征意义，“要知道，当时，天安门前是可以开卡车的”。

　　从2000年前后开始，邢华琪突然将个人的研究兴趣转向国旗。他回顾与国旗有关的历史后认为，在胡其俊升旗那个时候，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人在升旗的时候唱国歌。事实上，他回忆起，在“文革”期间，因为田汉被打成反革命，由田汉作词的国歌，连词都被改掉，到“文革”结束后才又恢复。

　　在邢华琪看来，国旗是在此后才逐渐在人们心里获得崇高地位的：1983年，教育部下文要求中小学举行升旗仪式；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在国内开始有了电视直播，中国人第一次通过电视看到国旗在国外的赛场上升起。邢华琪还记得那时的情形，他觉得这确实能大大提升人们内心的国家自豪感。

　　“国旗逐渐成了爱国的象征、政治的象征”，邢华琪觉得，随着仪式越来越隆重，形式逐渐大于一切，邢华琪自称喜欢看俄罗斯的升旗仪式，仪仗队并不是整齐划一地前进，而是故意来回跑，显得没那么僵硬。他也很欣赏一些国家的元首在看体育比赛时手持国旗大喊的场面，“显得那么自然”。

　　“如果一直让胡其俊升旗升到最后，或者起码升到他退休”，邢华琪说，“那么这会变成一种传统，会让他的升旗变成世界上最打动人的升旗仪式。”

　　对升旗仪式所发生的变化，胡其俊的儿子胡克军则感到振奋。“你不得不承认”，胡克军感叹，“这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国力强了，对升旗重视了，自然就会形成一种规模。”

　　不管怎么说，属于胡其俊那个年代的“业余”升旗已经成为历史。每天早上，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前来观看升旗的人，由于人越来越多，后来不得不采用安保力量将人群分割开，以免发生混乱场面。而那些经过严格训练的升旗手们也开始被人追捧，帅气的国旗护卫队战士，成为很多人嘴里津津乐道的话题。

　　胡其俊不再担任升旗手以后，有时也会来到这里，变成观看者中的一员。有时候他是自己来，也有时候是陪着儿女。胡克军回忆，父亲只和他去看过一次升旗，他们一起站着看完了过程，父亲没有发表什么评论。

　　不过，熟悉胡其俊的人都知道，在他生前，他几乎每年都会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尽管多数时候，他都是默默走去，站得远远的。

　　▎胡克军在父亲的遗像前殷楠摄寻找

　　2002年的一天，当邢华琪在北京市南城找到胡其俊时，当年的升旗手已经变成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他在一家私营老板的仓库里看大门，每天能挣20元钱。他对这一切很坦然，邢华琪回忆，当时头发花白的胡其俊说，自己喜欢默默无闻、自食其力。

　　退休后的胡其俊，住在北京宣武区一栋老房子里，里面“空空荡荡，几乎什么都没有”。过去的保密习惯一直延续下来，他很少跟家人谈起往事。在媒体报道以前，儿子胡克军丝毫不知道他的父亲曾经是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手，甚至不知道父亲从事的具体工作是什么。有一次，胡克军偶然发现父亲有很多在天安门城楼上拍的照片，问起来，他也只是一带而过，没有正面回答。

　　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胡克军觉得父亲还是活在当时的氛围里。他知道了父亲的故事以后，曾经屡次劝他赶紧写点东西，发表在报纸上，却总是被断然拒绝。父亲像当年背诵保密口诀时一样严肃地强调，“组织要求保密”。

　　不过，胡其俊和国旗的这段历史，还是被人逐渐地拼凑了出来。

　　最开始找到胡其俊的，是国旗护卫队第8任班长赵新风。1993年的春天，赵新风为了写一段与国旗有关的历史四处找材料，无意中听说了胡其俊的故事。

　　当时，胡其俊已经退休。为了找到他，赵新风先到天安门管理委员会查了资料，又找到北京市供电局，“一点儿一点儿刨根儿”，才找到了胡其俊当时的一个同事，然后找到了胡其俊。当年的“业余”旗手，面对新一代的专业升旗手，终于讲出了自己的往事。

　　胡克军还记得，在那之后，父亲与国旗的联系逐渐多起来。天津一所小学曾经把胡其俊聘为课外辅导员，让他为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培训，讲讲过去的故事。还有一次，有人组织了国旗的设计者、缝制者以及升旗手胡其俊，一起到各地作演讲。

　　这段时间，一直被深埋在心里的国旗，一度被胡其俊贴在了胸前。那是两面小国旗，当时，他参加了赵新风组织的报告团，每个团员都会发手掌大的小国旗，可以黏在胸前。 胡克军说，这成了他父亲生前最珍惜的东西之一。胡其俊也开始频繁地接受记者们的访问，“从中央的到地方的，都来了”，不过讲来讲去，却都是那几个类似的故事。

　　第一次听说胡其俊的故事时，邢华琪刚刚将研究兴趣转向国旗。当他发现，有一个升旗手独自升了26年国旗，他十分惊讶，因为这和他印象中的升旗仪式差别实在太大了。

　　于是，他找到了胡其俊，并且一头扎进了胡其俊作为升旗手的那个年代。他翻看照片，询问细节，试图让当时的画面清晰起来。他发现， 胡其俊有意无意中创造了很多“第一”。

　　他第一个从金水桥上走出来升国旗。如今，这个路线已经成为升旗仪式的正式路线。但对当年的胡其俊来说，那是因为存放国旗的天安门管理处就在金水桥里面，那是他的必经之路。

　　他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降下半旗。

　　他第一个以太阳升降为标准来升旗和降旗，尽管只是目测。这对他来说并没太多深意：作为一个“业余”的升旗手，这是最方便和自然的做法，以便让他既可以升旗，也不耽误自己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被延续下来，并且进行了细化。人们甚至动用了科学测量，专门编排了“国旗升降时刻表”，以确定准确的太阳升降时间。

　　2005年，在邢华琪的邀请下，胡其俊来到军事博物馆，参加一场关于国旗的书法摄影展，并且担任现场解说。当年担任升旗手时，他偶尔也会在天安门广场向人们介绍国旗，但这一次，已经隔了几十年，当年的升旗手如今变成一个身材并不高大的垂暮老人。他说：“能有幸在天安门广场升国旗26年，我是共和国最幸福的人。”

　　当时也在现场的邢华琪看到这一幕。他深深地感到，属于胡其俊的那种特殊的升旗方式，已经随着那个时代远去了。离别

　　8月2日，胡克军坐在新居的楼下，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衬衫，试图总结自己父亲的一生。不远处，是一座名为“红旗大学”的函授学校，2007年10月1日，胡其俊就在位于那座学校后面的旧居里辞世。

　　“我父亲应该算是一个传奇人物”，胡克军艰难地挑选着字眼儿，“但可惜他留下的故事太少了，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他是个低调的人。”

　　这个低调的人曾经保留下自己参加大小会议的证件，叠起来足有半米高，但却从来不开口讲这些故事。只是有一次，当得知胡克军不小心遗失了其中的一部分时，他才略有些心疼地表示了抗议。

　　这些证件，有“八大”的出入证，也有其他各种宴席和会议的出入证，记录着这个电工的一段辉煌历史。不过，作为这段历史的一部分，他的升旗手经历在其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一张照片，也没有一篇报道。

　　“对他来说，升旗应该就像是一个组织安排的政治任务，一个默默无闻的保密工作，”胡克军说，“他只是像完成其他任务一样完成它。”

　　等到来采访的记者多了，胡其俊表面上并不在乎，私下里却悄悄把几乎所有有关自己的报道剪下来，整齐地码放在一起。有一次，《国家电网报》的记者采访他并发表了报道，胡克军怕他看了激动对心脏不好，就没有带给他，谁知道他见到胡克军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报纸给我带来了吗？

　　胡其俊去世以后，胡克军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所有这些文章的剪报：“他看起来蛮不在乎，事实上心里却把这件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2007年9月30日那天，胡克军斗胆问了一贯沉默的父亲一个问题：“在天安门工作那么多年，你离毛主席最近的时候有多近？”

　　这一次，胡其俊回答了他，并且讲述了他与主席肩并肩的往事。但他并没来得及讲更多。当天晚上，他突然问家人：今天是几号？当得知是9月30日的时候，他对胡克军说，明天是10月1日，该升旗了。

　　但这一次升旗他是看不到了。第二天11点，国庆节，78岁的胡其俊去世。他的遗体被一面国旗从头到脚覆盖着。这面国旗还是别人特意送来的，当时，胡其俊家里并没有国旗。

　　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升起的这面国旗，在这个国家上空飘舞过26年。从那之后一直到他离世，这面国旗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他。

　　（本文刊发于2010年8月11日中国青年报12版）